另类《陈情表》——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宜从院长亲自办案开始！
钟建林
“案多人少”的矛盾，目前在很多地方的法院都存在，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相当突出的矛盾。这个问题不容否认，也不容回避。
　　2008年12月8日的《南方周末》曾以一篇题为《中国最忙的法庭》的文章报道了广东东莞塘厦法庭“案多人少”的工作状况。该文报道称：“（2008年初）至2008年11月，塘厦法庭已有法官一人收案逾千宗，相当于内地一个基层法院的审案负担”。
　　北方大城市的城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样突出。曾听长沙的一个知名律师说，一次到北京海淀区法院办事，看到的是长长的等候立案的当事人排队，没有一个空闲而都在开庭的审判法庭、以及每周星期六照常上班、每周二、四晚上铁定集体加班的苦不堪言的法官们。
　　于法院和法官而言，这样的“生意兴隆”，不要也罢！
　　法院“案多人少”，法官超负荷地工作，弊端显而易见：效率难以提高，质量难以保证，而作为人民群众的具体代表的当事人自然也就难以从内心深处认同和接受人民法院的工作成果。应有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就在这具体的不认同、不接受中一点点消解，一点点丧失……
　　如何解决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首先要弄清楚，从总整体上来说，我们的“法官”真的少吗？
　　据报道，全国法院共有近30万名工作人员,其中法官约18万名。这个数字不但绝对数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从占人口的比例数来说也是可观的。
　　可是，这18万“法官”中，又有多少是真正审理、执行案件的一线办案法官？
　　随意拿一个城区基层法院考察考察，即可发现，真正审理、执行案件的一线办案法官，往往不及全院被人大任命了法官资格的人数的一半，甚至于还不到三分之一。另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有着法官资格的“法官”，从事的是院长、副院长、庭长以及纪检、政工等行政管理性工作。他们不直接审理和执行案件，却天天管理着那些忙得脚不落地的埋头办案的一线法官们。
　　有句话说得难听，但说得好，“三分之一的干事，三分之一的不干事，三分之的不但不干事，而且还捣蛋”。
　　其次要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涌入法院的各类案件，总的趋势是一年比一年多。幻想通过提高立案门槛，将矛盾堵在法院大门之外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当下法院对于“案多”变为“案少”，即使“鞭长”也是“莫及”，实在是无能为力。
　　只有通过内部挖潜解决“人少”的问题，才是真正解决“案多人少”这一矛盾的根本之道。
　　有必要让每一个被人大任命了法官资格的“法官”都亲自审理和执行案件，包括院长！
　　如今，我们的法院院长（注：此处的院长，应是广义的院长，意指法院的管理人员，包括狭义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审委会专职委员等有着法官资格但又不具体承办案件的人员），很少有亲自承办案件的。曾有记者问一个法院院长，“您一年亲自审理了多少件案子”？该院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因忙于其他工作， 去年没有亲自审理一件案子”。
　　法院院长不亲自审理案子，那又当这个院长干什么？完全可以去当宣传部长或者财政局长什么的嘛！
　　按理说，法院院长应该是一个法院办案水平最高的法官，因而也应该是一个法院审理案件最多的法官。只有这样，法院院长才能真正成为全院法官工作和学习的好榜样，也才能真正激发全院法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为从根本上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而作出实质性的努力。
　　但吊诡的是，恰恰就是我们很多的法院院长一年下来一个案子都不办！
　　为何法院院长不愿亲自承办案子？
　　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一是客观环境上的，如今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审执工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了，人民法院的审执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难得让人民群众满意了；二是主观心理上的，“我好不容易当上院长了，终于可以指挥办案法官了，如果还主动亲自办案，那不是犯傻又是什么？”三是办案能力上的，如今社会生活发展加速，法律知识更新加快，天天忙于“其他工作”而无心也无精力学习进步的院长们，估计想亲自办案也会力不从心，因此干脆不办为好。
　　最重要的原因则应当是，谁都知道如果直接承办案件，自己的名字就要签署在该案的裁判文书上，自己就要终身对该案的工作质量负责，就要对该案的当事人负上“无限责任”，因而从自身的安危出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何要将可能的矛盾往自己身上揽呢？
　　谁都不是傻瓜！
　　从新闻媒体上也偶尔可知，也还是有一些院长亲自审理过一些案子，但都只是“依法”担任审判长而已，并不是亲自承办和主审。谁都明白，那不过是为了宣传和“作秀”的需要。
　　曾听一位一线办案法官说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庭长说院长要担任审判长审理一个案件，挑中了他承办的一个案子。他高兴得似乎中了彩：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跟院长学习如何办案了。可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案子，工作量比其他案子多了两倍还不止：不但要为院长准备好详尽的庭审提纲，而且还要为院长准备好当庭宣判的理由和结果，等等。他喟叹，如果庭长以后说再选他的案子由院长担任审判长，他坚决躲避。躲避不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几年前也曾看到《人民法院报》报道某地有一个基层法院“工作创新”，为了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而出台制度，规定全院凡有法官资格的都要亲自办案，包括院长。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笔者于是一直关注该事的后续进展，但发现至今没有下文。
　　更让一线办案法官难以忍受的是，院长们不但自己不亲自办案，而且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为了追求自己的工作业绩，不断加大管理力度，不断进行工作创新，实际上就是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加大一线办案法官的工作负荷，使得本来就已突出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从来没有人考虑如何减少一线办案法官不必要的工作量，如何减轻一线办案法官本已繁重的工作压力！
　　如今，很多法院设立了“审判管理办公室”。上级法院的“审判管理办公室”则经常组织对下级法院的案卷质量检查，对下级法院进行打分排名，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了那么多不亲自办案的院长、副院长、庭长们管理了还不够，还要设立专门的“审判管理办公室？”
　　无意怀疑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的初衷,那就是促进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但我们的社会劣根性“好心办坏事”同样在这个事情上得到了应验：轰轰烈烈的案卷质量检查，往往沦为炫耀上级法院行政权力的具体形式，而对真正促进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了基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
　　说实话，如今很多基层法院的一线办案法官都想早点退休，或者想方设法调往非办案部门，有的干脆从法院辞职！
　　“案多人少”的矛盾，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了！
　　从内部挖潜的角度来说，就请从院长亲自承办案件开始！
　　必须附带要求：不能只担任审判长，而是要自己主审：自己面对当事人，自己庭前准备，自己开庭审理，自己制作裁判文书，自己判后释疑，自己接待当事人有可能没完没了的信访……
　　当下，我完全知道，我说的只能是梦话，我想的只能是空想。
　　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趾头才知道”，作为一名一线办案法官，不得不说了上面一些“脚趾头”的话，目的也不过是为了一线办案法官不“过劳生”乃至“过劳死”，为了一线办案法官能衷心热爱本职工作而非一门心思想着早点退休或设法辞职，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沉默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其基本涵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审判人员不能从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断出于其不利的结论。沉默权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沉默权作为一种制衡政府权力的手段，它同警察为查清罪案而必须行使的调查讯问权是直接冲突的。衡量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的好坏，就是要看它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两个方面能否做到合理的平衡。

沉默权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接受，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确立和推行的国际准则也将沉默权作为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沉默权充分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意思决定的自由与意思表现的自由，体现了刑事诉讼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因此，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是司法制度逐渐从蛮横、专制转向文明、公正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二战以后，人权保障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1998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此外，1985年11月25日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则》，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一：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双重目标下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一）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 “疑罪从无”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理论界一般认为，在无罪推定、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与沉默权三者之间，无罪推定是较为原则性的要求，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和沉默权则使无罪推定实现了具体化，二者缺一不可。我国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无罪推定原则不完整。
（二）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我国的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规则，也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防止刑事侦查中的刑讯逼供。此点也与沉默权的运行机理有相似之处，沉默权制度也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控诉机关则必须搜集其他各种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
（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
刑事诉讼追求的是多重目标，自身充满着多元价值的冲突与取舍，对其中不同价值的偏重必然会带来不同的逻辑和演绎。在普遍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刑事法律同时也不忽视打击犯罪、惩罚罪犯的功能，特别是在当前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刑事犯罪时有发生、警力不足、刑侦技术落后的形势下打击犯罪的目标追求似有所偏重。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与沉默权相背离的，且是有缺陷的。第一，如何掌握与本案是否有关的界限?警察既然要向犯罪嫌疑人提问，自然就认为所提问题与本案有关；而犯罪嫌疑人又以“与本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在这种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究竟应由谁来裁决该问题到底是否与本案有关?实际上这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第二，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不但从理论上说不通，在司法实践中更难以办到。面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侦讯，犯罪嫌疑人瞪着眼睛说假话，乃司空见惯之事，真正能够如实回答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至于在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回答，则更为罕见，且经常发生反供的现象。既然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不如实回答，这就使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并且使神圣的法律失去了严肃性，也对打击犯罪的功能打上了折扣。第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其潜在的危险是极容易诱发刑讯逼供。某些侦讯人员会认为：法律规定“应当如实回答”，而犯罪嫌疑人却信口胡说，既然你不履行法定的义务，就应当受到某种惩罚。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刑讯逼供就成了“理直气壮”的义举。这便是直接诱发刑讯逼供行为的导火线，也成为某些人为刑讯者开脱罪责的一项“理由”。

二：打击犯罪与沉默权的价值平衡点：承认默示沉默权、鼓励坦白供述、肯定供述的强证据效力。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自愿性，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
从以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分析可看出，我国已经确立了沉默权运行的基础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证据制度也符合沉默权运行机制，为更好的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应确立默示沉默权，取消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沉默权有“默示沉默权”与“明示沉默权”之分。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字样，但默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通常的立法用语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即属默示沉默权；而“明示沉默权”，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执法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问的权利。
沉默权的积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沉默权有利于司法程序结构上的控辩平等。司法程序结构理论认为，控诉方凭借国家资源优势另形成控诉强于辩护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纠正这种不平等，需要设置无罪推定、沉默权和举证责任由控诉方面承担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是直接加大了控诉的难度，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则直接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这样的制度设置体现了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沉默权是手段之一；其二，沉默权是实现无罪推定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个重要措施。否则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则大打折扣；沉默权较显明地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其四，沉默权与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一致的；其五，沉默权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国际接轨。

承认沉默权制度，但同时应推行鼓励坦白供述的机制，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应当在实体上肯定其积极价值。人们把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对立起来，实质上是混淆了实体和程序两个问题。从实体上讲对真正的罪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考虑酌定情节的精神。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该从宽的坚决从宽，该从严的依法从严，真正使该政策落到实处，可以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有力打击犯罪；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况且对于无辜的人，鼓励其积极的防御进行辩解比保持沉默更有利于查清事实，防止被错判。

在沉默权制度下所获取的供述，因充分尊重了供述人的意思自愿，保障了程序的正义，其供述应具有更强的证据效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主要是获取其他证据的一个便捷途径，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其证据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没有采用沉默权制度，没有充分保障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正义可以实现实体正义，也使得实体结果具有合理性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如诉辩交易中的被告人的认罪，即使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情况下也可定罪处罚，这就把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在承认沉默权的基础上，鼓励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供述，肯定其供述的强证据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

当然，对某些特殊的犯罪，可以以列举的方式排除沉默权的适用，必须给侦查机关必要的权力和手段，使之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历来强调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也进行重大的调整，限制在五种情况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警察对其讯问时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审团即可据此得出适当的对其不利的推论。美国司法界对待沉默权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这种沉默权适用的限制，加强了犯罪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