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6月25日大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1987年7月25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1992年11月28日根据《大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等四个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开发区位于大连市金州区东南沿海马桥子一带。
第三条 开发区实行中国经济特区某些政策和新型管理体制，利用大连和东北地区的优势，遵循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相结合，外引和内联相结合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新兴产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大连、东北地区以至全国的技术进步
和经济繁荣服务。
第四条 鼓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商）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和科研机构；同时鼓励国内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企业（以下简称内联企业）和事业。
第五条 开发区应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有权依法成立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第七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八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在开发区设立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九条 开发区管委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开发区的各项行政管理规定；
（三）管理开发区内的土地和各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四）按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在开发区内的投资项目；
（五）依法管理开发区的财政、国有资产、税收、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
（六）管理开发区内的进出口业务；
（七）处理开发区内的涉外事务；
（八）兴办和管理开发区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其他事业；
（九）对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进行监督；
（十）监督、管理市政府各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支机构的工作；
（十一）大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条 经大连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发区管委会可设立必要的职能机构，对开发区的工作实行高效能的管理，为投资者提供优良的服务。
大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开发区管委会各职能机构的业务指导，支持和配合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
第十一条 银行、保险、外汇管理等部门应在开发区设立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办理有关业务，为投资者提供方便、搞好服务。
海关、商检等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开发区设立监管机构或派驻监管人员，直接办理有关业务，实行监督管理。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十二条 开发区应重点兴办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生产性项目：
（一）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属国际先进或国内急需的；
（二）产品以外销为主的；
（三）产品能够替代进口的。
第十三条 在开发区投资和经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三）外资企业；
（四）国内独立经营企业；
（五）国内联合经营企业；
（六）补偿贸易；
（七）租赁；
（八）中国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四条 开发区内禁止兴办下列项目：
（一）技术落后或设备陈旧的；
（二）污染环境的；
（三）中国政府禁止或限制的。
第十五条 在开发区兴办企业、事业，应向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分别办理土地使用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第十六条 经批准兴办的企业、事业，须按规定的期限投入资本、动工兴建。如不能按期投入资本、动工兴建的，应申请延期；无故拖延的，缴销营业执照和土地使用证书。
第十七条 开发区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外商投资企业有权自行制定生产经营计划、筹措、运用资金，采购生产资料，销售产品；自行确定工资水平，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奖励、津贴制度；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聘用或辞退高级管理人员，增加或辞退职工。
第十八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在开发区设立会计账簿，进行独立核算，按规定向开发区财政、税务、外汇管理等有关部门和银行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应经中国注册的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在开发区内的中国银行或经外汇管理部门指定的其他银行开户。
开发区内的中国银行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银行，可以对外商投资企业开办现汇抵押业务，贷放人民币资金。
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开发区内的保险公司或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保险公司投保。
第二十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可以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调剂外汇余缺。
第二十一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规，污染物的排放和处理必须符合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经营期满或中途歇业，应向原批准机关申报，经批准，清理企业的税务、债务和财产，提出清算报告，缴销营业执照后，投资者的资产可以转让，外商的资金可以按外汇管理的规定汇出。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三条 在开发区内兴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开发区税务机关批准，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产品出口企业按前款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按前款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可延长三年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可以用下一年的所得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弥补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工商统一税。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七年内免缴地方所得税。
第二十七条 外商将其从投资的企业中分得的税后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开发区内的其他企业，经营期限在五年以上的，可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税款的40％，再投资于开发区内的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纳的所得税税款；经营期不足五年撤
出该项投资的，应缴回已退的所得税税款。
第二十八条 外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开发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征所得税的以外，均减按1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其中以优惠条件提供资金、设备或转让先进技术的，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以享受更多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第二十九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交通工具、办公用品，免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产品税或增值税）。
上述进口料、件不得在国内市场销售；如用于加工内销产品，应照章补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产品税或增值税）。
在开发区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人员，携带合理数量的自用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免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三十条 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时，除原油、成品油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产品外，均免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产品税或增值税）。
第三十一条 外商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中国境外时，免缴汇出额的所得税。
在开发区工作的外籍人员的工资和其他正当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汇出。
第三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发区用地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按不同地段和用途在土地的使用年限、费用数额、缴纳办法方面，给予优惠。
开发区内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
第三十三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优先提供建设和生产所需的水、电、运输条件和通讯设施。
第三十四条 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同时享受国家和辽宁省及大连市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
第三十五条 对在开发区内兴办的内联企业，经开发区税务机关批准，可适当减征企业所得税。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其企业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企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条例制定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有关单项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四个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992年11月3日大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大连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的建议，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四个地方性法规做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修改、补充如下：
1、第九条（二）“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开发区的各项行政管理规定；”修改为：“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开发区的各项行政管理规定；”
2、第九条（五）“依法管理开发区的财政、税收、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修改为：“依法管理开发区的财政、国有资产、税收、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
3、第九条（九）“对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指导和监督；”修改为：“对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进行监督；”
4、第十一条第一款“┅┅为投资者提供方便。”修改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搞好服务。”
5、第十九条第三款“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开发区内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或中国其它地区的保险公司投保。”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开发区内的保险公司或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保险公司投保。”
6、第二十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内联企业之间，可以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调剂外汇余缺。”修改为：“开发区内的企业，可以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调剂外汇余缺。”
7、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开发区内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或者用于其他经济活动。”
8、第三十三条“对外商投资企业优先提供建设和生产所需的水、电、运输条件和通讯设施，按大连市国营企业的收费标准计收费用。”修改为：“对外商投资企业优先提供建设和生产所需的水、电、运输条件和通讯设施。”
9、第三十五条“对开发区内兴办的生产性内联企业，经开发区税务机关批准，可适当减征所得税。”修改为：“对在开发区内兴办的内联企业，经开发区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减征企业所得税。”
10、第三十七条变更为第三十八条，并修改为“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11、增加第三十七条“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有关单项管理规定。”
12、原第三十八条变更为第三十九条。
二、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办法》修改、补充如下：
1、第三条“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聘用、辞退（解除劳动合同）职工。”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依法聘用、辞退（解除劳动合同）职工。”
2、第四条“┅┅企业招聘职工，应到开发区劳动人事部门办理手续。”修改为：“┅┅企业招聘职工，应到开发区劳动人事部门呈办手续。”
3、第五条第一款“外商投资企业招聘职工，应由企业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报开发区劳动人事部门备案。”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招聘职工，应由企业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须经开发区劳动人事部门鉴证。”
4、在第五条第二款中将“生产、工作、劳动条件”内容加入，修改为：“┅┅包括：任务、报酬、期限、生产、工作、劳动条件、保险福利┅┅”。
5、第六条（二）“┅┅其他工作的；”修改为：“┅┅其他工种的；”
6、第六条（三）“┅┅而多余的职工，”修改为：“┅┅而多余的职工，其劳动合同中对此有相应规定的；”
7、第六条（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企业宣告解散的。”修改为：“企业依法宣告解散的。”
8、第七条（三）“女工孕期、产假和哺乳期间的。”修改为：“女工在孕期、产假和哺乳期间的。”
9、第八条（三）“职工有升学、入伍、外迁等特殊情况的；”修改为：“职工有升学、服兵役、外迁等特殊情况的；”
10、第九条“外商投资企业和职工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征求企业工会意见，”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和职工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除因本办法第六条（一）、（五）项外，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征求本企业工会意见，”。
11、第十条第一款“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聘的职工，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聘、应聘的职工，”
12、第十条第二款“外商投资企业对按第六条（四）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除发给生活补助费外，还应发给本人三至六个月的医疗补助费。”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对按第六条（四）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除发给生活补助费，还应按本人平均实得工资发给三至六个月
的医疗补助费。”
13、第十二条增补第二款：“企业停产期间，应按月发给职工停工工资。停工工资不得低于职工本人停工前三个月实得平均月工资的70％。”
14、第十三条“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应按不低于本地区同行业条件相近的国营企业平均工资的120％确定。”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应按不低于本地区同行业的国营企业平均工资的120％确定。”
15、第十三、十四条中的“职工退休养老保险金”修改为：“职工退休基本养老保险金。”
16、第十四条“┅┅企业按规定向开发区劳动保险公司缴纳；”修改为：“┅┅企业向开发区劳动保险公司缴纳；”
17、第十五条第二款“职工因工死亡和因工致残完全丧失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外商投资企业按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向中方有关部门支付补偿费。”修改为：“企业应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因工死亡和因工致残完全丧失或
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外商投资企业按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向中方有关部门支付补偿费。”
18、第十六条第二款“职工超时工作，企业应按规定付给加班费。”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确因需要，安排职工加班加点，每人每月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确需超过，应经职工本人同意。职工超时工作，企业应按规定付给加班加点工资。”
19、第十九条末句加“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修改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0、增加第二十一条“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有关单项规定。”
21、原第二十一条变更为第二十二条，并修改为：“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22、原第二十二条变更为第二十三条。
三、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管理办法》修改、补充如下：
1、第二条第一款“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修改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的土地，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法统一管理。”
2、第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开发区内的土地，不得随意改变开发区内的地形、地貌，不得动用、破坏开发区内的地上、地下设施和资源。”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开发区内的土地，不得随意改变开发区内的地形、地貌，不得
破坏和擅自动用开发区内的地上、地下设施和资源。”
3、增补第三条：“开发区内的国有土地实行有偿、有期使用制度，需要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有偿出让、转让和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活动，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4、原第三条变更为第四条，并将“凡申请在开发区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凭批准在开发区兴办项目的文件和有关资料，┅┅”修改为：“┅┅均应凭批准在开发区兴办项目的文件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有关资料，┅┅”。
5、原第四条取消。
6、第五条“土地使用者自领取《土地使用证书》之日起九个月内，应按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总体设计破土动工。逾期者缴销《土地使用证书》，其已交付的定金不予退还。”修改为：“土地使用者须按土地使用合同规定的期限破土动工。对逾期者，缴销《土地使用证书》，其已
交付的定金不予退还。”
7、第七条“土地使用年限应根据土地使用者投资项目的经营年限确定。”修改为：“土地使用期限应在国家规定范围内确定。”
8、原第八条、第九条取消。
增补第八条：“凡以有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应按土地使用合同规定的标准和期限缴纳土地费。”
9、第十二条“对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用地，根据实际情况减收土地费。”修改为：“凡以有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用地，根据实际情况减收土地费。”并调整为第九条。
10、第十条第一款“土地费可以根据开发区经济的发展、环境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调整的间隔期应不少于三年。”修改为：“对有偿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费标准，可以根据开发区经济的发展、环境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调整的间隔期应不少于三年。”
11、原第十一条取消。
增补第十一条：“凡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应按出让合同规定的标准和期限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按规定缴纳土地使用费（税）”。
12、原第十三条取消。
13、第十四条变更为第十二条。
14、增补第十三条：“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有关单项规定。”
15、原第十五条变更为第十四条，并修改为：“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16、原第十六条变更为第十五条。
四、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修改、补充如下：
1、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办法。”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办法。”
2、第四条（三）、（四）、（五）删去，增补如下：
（三）合同（协议）、章程及批准文件；
（四）项目建议书及其批准文件；
（五）由合资各方共同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六）投资者的合法开业证明和资本信用证明；
（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外方合资时，如有固定资产投入，需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的资产评估、抵价确认通知书；
（八）由董事长、副董事长签署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及其授权委托书；
原（六）改为（九）。
3、第五条“┅┅应以中外两种文字填写登记表一式三份。”修改为：“┅┅应以中文填写登记表一式三份。”
4、第八条第一款“企业更换董事长或总经理（厂长），应立即办理变更登记；”修改为：“企业更换董事长、董事会多数成员或总经理（厂长），应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5、第八条第二款“转让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还应提交转让人与受让人共同签署的协议书和受让人的资信证明等有关证件。”修改为：“转让股权的变更登记，还应提交转让方与受让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和受让方的资信证明等有关证件。”
6、第十条（一）“延期登记申请书；”修改为：“变更登记申请书；”
7、第十条（三）“延期经营的合同（协议）；”修改为：“董事会签署的延期经营合同或董事会决议；”
8、第十条（四）删去。
9、第十二条“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时，”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开业登记或变更登记时，”
10、第十三条（二）、（四）调整修改为：
（二）监督企业执行章程和履行合同，按核定的登记事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四）制止和查处企业法人的违法经营活动，保护企业法人的合法权益。
11、第十四条“分别给予警告、罚款┅┅”修改为：“依法分别给予警告、罚款┅┅”
12、第十四条（二）“不按规定办理登记、变更登记、延期登记手续的；”修改为：“不按规定办理企业登记、变更登记、延期登记、注销登记手续的；”
13、第十五条“当事人不服处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诉。逾期不提出申诉的，处罚决定生效；拒不交纳罚没款的，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知银行划拨。”修改为：“当事人不服登记主管机关处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
一级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提出复议和起诉又不缴纳罚没款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予以划拨。”
14、原第十六条取消。
15、原第十七条变更为第十六条。
16、增加第十七条“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或授权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有关单项规定。”
修改、补充后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办法》、《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1月28日
论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重新定性


方跃彪

【内容提要】 法律监督只不过是检察权与审判权及行政权三者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而已，而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的本质属性则因其基本权能的不同而互有区别。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因此，将检察机关定性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既符合逻辑又科学合理。这样不仅不影响检察权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且更有利于检察权的完整和充分实现。
【关键词】 法律监督 公诉 宪法地位 定性


近年来，在司法改革的浪潮当中，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提出了质疑，其主要论点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各项职权与法律监督并无必然的关联，其中有的职权与法律监督甚至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⑴。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当然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但是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⑵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在定性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有重新予以定性的必要性。本文对此拟作一番肤浅的理论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高明。
一、法律监督乃国家权力之共性
首先，就法律监督的含义而言。在现代汉语里，监督就是监察、督促之意。但是，何谓法律监督，不同的学者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若按照来自检察机关内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所谓的法律监督，则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⑶。显然，这一定义与我国法理学上关于狭义的法律监督之通说并无质的不同。狭义的法律监督即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法的创制（即立法活动）和法的实施（即司法与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与督促⑷。因此，除了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之外，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为，除了监督的主体、监督的手段、监督的程序、监督的对象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因法律的规定而有所区别外，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能活动其监督的目的并无质的不同，即其监督的目的均是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遵守国家法律的轨道上行动，对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依法予以追究。由于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主要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因而其所拥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
然而，在面对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所发出的一片质疑声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现有的宪法地位，仅仅是从实然法的规定出发，以其各项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为依据，以此来论证检察机关因此就是国家专门且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对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是否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则视而不见、概不过问。这样的论证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只要法律所赋予某一国家机关的职权或其职能活动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就可以将其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则除了检察机关之外，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亦即行政机关同样也可以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其次，就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言。我们知道，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公理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需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在我国，由于检察机关目前在实然法上尚未拥有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因而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当前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当中。而审判权与行政权两者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则体现在行政诉讼当中。
在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即侦、检、法三者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在侦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运用其侦查监督权⑸与公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与监督，而侦查机关也运用其复议、复核权对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活动和审查起诉活动进行反向的制约与监督。在审判阶段，审判机关则运用其审判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和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具有终极性的制约与监督。因为，被告人有罪与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活动和公诉活动是否合法，最终都必须接受审判机关的审查并由其独立地作出具有终结性的裁判。
在行政诉讼当中，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体现在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审判机关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予以审查，并由其独立地作出具有终结性的裁判。
在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中，若检察机关认为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与裁判结果违反了法律，则检察机关还可以运用其诉讼监督权即抗诉权对审判权加以制约与监督。事实上，在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中，被告人或当事人的上诉权与再审申请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对审判权同样也起着制约与监督的作用。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审判权的独立性和终结性，决定了无论是检察权还是行政权，以及被告人、当事人的上诉权与再审申请权，它们对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最终反过来仍都必须受到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因为，审判机关原先的审判行为与裁判结果是否违反法律，最终仍然是由审判机关自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加以审查并独立地作出具有终结性的裁判。可想而知，当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名义出现，最终反而还要受到以被监督者名义出现的审判机关那具有终极性的制约与监督时，其所面临的局面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的无奈。显然，这种局面的产生，盖因在彼此独立、互不隶属且彼此具有横向制约与监督关系的平行权力间，生硬地作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划分有违权力制衡原则所致。因为，权力制衡原则决定了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任何一项权力，在其行使的过程当中，其主体在既是某一权力或权利主体的监督者的同时，也必然是另一权力或权利主体的被监督者。否则，我们将永远地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怪圈之中而难以自拔。
再次，就我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与西方法治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所不同的是，我国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在此政治体制之下，人大机关既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二级权力机关皆由其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显然，我国的此一政治体制决定了人大机关是国家当然的法律监督机关。事实上，我国人大机关的两大基本职能，除了制定法律即立法之外，就是法律监督，包括立法的监督与法律实施的监督。因此，在宪法已明确规定人大机关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由其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享有当然的法律监督权的情况下，再将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一样，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只是享有部分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规定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不仅显得多余，徒增制度上的混乱，而且还造成了权力体系中权力角色的错位，导致权力间的无谓摩擦与能耗。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宪法当中的一道硬伤⑹。
事实上，由于实行法治的必然要求决定了任何权力的行使，包括检察权的行使，最终都必须接受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后权力或终极权力的审判权的审查，接受其那具有终极性的制约与监督⑺。因此，若在人大机关作为我国当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情况下，还必需在法律上再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话，则将审判机关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较之将检察机关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似乎更加名副其实、合乎法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只是拥有其中部分的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只不过是检察机关与权力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其权力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而已。仅以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来确定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这本身就有违逻辑，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而在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皆以其行政权、审判权最基本的权能作为逻辑基础和根据来确定其宪法地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定性的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突出。因此，根据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予以重新定性，也就成为必要。
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重新定性
（一）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
从检察制度的发展史来看，检察机关及检察制度是为了代表国王、君主及后来的国家利益控诉犯罪而建立起来的。检察机关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新型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专门机关。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就是行使刑事公诉权，亦即检察机关是应国家刑事公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直至今日，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公诉权，依然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能。
我国也毫不例外，检察机关虽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公诉权却仍是其最基本的职能。而且从检察活动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不仅社会上的一般人依据检察机关侦查与公诉的职能活动而将之定位在国家的侦查与公诉机关之位置上，就连检察机关自身基本上也是将其定位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刑事追诉机构。在其所有的职能活动中，公务犯罪侦查与刑事公诉也一直处于重中之重的中心地位。
虽然除了刑事公诉权之外，检察权的基本权能还包括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但是，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中的刑事诉讼监督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彼此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性。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决定了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只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而已。首先，侦查是刑事公诉的基础，刑事公诉是侦查的必然归宿。只有刑事公诉与侦查两者的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控诉。虽然侦查与刑事公诉在刑事诉讼中的逻辑内涵不尽相同，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价值目标上的沿续性或继承性，决定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而且侦查职能的有效性完全取决或依赖于其能否保障刑事公诉权的充分实现。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自身所拥有的侦查权，还是侦查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均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一项辅助性权力而已⑻。其次，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所实施的侦查监督，是刑事法治的需要，是权力制衡原则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所使然。当初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除了为追究犯罪实行刑事公诉之外，就是要由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公诉权的同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加以法律控制，即制约与监督。当然，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与监督尚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监督手段的缺位导致了监督力度相当软弱，距达到刑事法治的要求还有着相当的路程。而对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中逮捕权的存废,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诸多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权与侦查监督权分属不同的部门行使，因此，在实现了检察官的身份保障与检察官相对独立的条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则并无不当。而且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其侦查部门的制约与监督，也就不再存在着所谓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再者，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所实施的刑事诉讼监督，实际上只不过是其刑事公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延续而已。因为，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本身即是刑事公诉权应有的题中之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与审判机关一样，肩负着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责任，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审判机关的裁判行为与裁判结果违反法律时，自然有责任行使其刑事诉讼监督权即抗诉权对审判权加以制约与监督。显然，若无刑事公诉权的存在，则侦查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便失去了依归，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当然，若无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存在，则刑事公诉权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充分地实现。
不言而喻，刑事公诉权即是我国检察机关其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换言之，刑事公诉权不仅是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权，而且也是刑事公诉之所以成为检察机关最基本职能的逻辑基础和根据。
虽然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均具有法律监督这一共同属性，但其三者的本质属性则因其基本权能的不同而互有区别。审判权其最基本的权能就是审判⑼，因而其具有独立性、亲历性、中立性、被动性、终结性等司法权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反，行政权最基本的权能就是行政管理⑽，因而其具有依附性（即上命下从）、主动性、倾向性（即非中立性）、非专属性（即可转授性）等本质属性。而检察权作为从行政权与司法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权力，则具有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由于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因而其具有司法权的独立性⑾和亲历性，但却又缺少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及终结性。而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公务犯罪侦查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再加上检察机关组织结构上遵行的“检察一体化”原则，则使得检察权同时又具有行政权的依附性（即上命下从）、主动性和倾向性（即非中立性）等本质属性。如若以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来确定其主体的宪法地位，则这样的定性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科学合理。只有以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最基本的权能来确定其主体的宪法地位，才能反映出其逻辑上的基础和根据，才是科学合理、简约可行。而我国的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包括人大机关，正是如此来确定其宪法地位的。因此，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确定，只能以其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为根据。
（二）检察机关应拥有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
虽然与世界各国一样，刑事公诉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能，但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并不充分、完整。根据权力制衡原则而决定的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所应具有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国检察机关无论是从应然的角度还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只有在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之后，其检察权才算得上是比较充分、完整。而且在检察机关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之后，其原先所拥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也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民事、行政公诉权在本质上也是相互统一的，彼此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性。与刑事公诉权一样，民事、行政公诉权本身也同样具有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这决定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同样也只不过是依附于民事、行政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而已，是民事、行政公诉权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当中的延续。
自现代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已不再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在最早产生现代检察制度的西方法治国家，其检察机关就某些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公诉权与参诉权，已有相当之历史。不过，这种民事、行政公诉权大多是建立在检察机关在组织结构上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基础之上，而且无论是在行政机关作为原告还是作为被告的民事、行政诉讼中，其检察机关均以行政机关法律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现代西方法治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制约与监督关系，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制约与监督关系。而我国检察机关从建立依始与行政机关即是一种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为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由其对部分民事案件，尤其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和部分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拥有公诉权和参诉权，即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行政公益之诉或客观之诉，这不仅合乎法理，而且在我国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则更为必要。因为，人大机关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对作为二级权力机关的一府两院的制约与监督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和纵向的制约与监督。而微观的和横向的制约与监督，就只能在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三者之间产生。
首先，在民事诉讼领域，检察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以及检察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民事权利的制约与监督，体现在当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民事行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行为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运用其民事公诉权，以行政机关、对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为被告，而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一般而言，当一个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可以依法直接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审判机关判令侵权人予以赔偿。但是，当一个民事行为给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因其并未直接损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起诉权，也常常因为起诉与否与其自身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鉴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可能很不经济，或者因为受害人人数众多、分布较散，无人愿意牵头或自己付出代价而让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种原因，故而无人愿意提起民事诉讼。而审判权的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又决定了其不能直接介入到民事纠纷之中。因此，这在技术上就需要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就此类案件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显然，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担当起此一角色的，除了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的、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的检察机关之外，别无他人⑿。
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民事公诉权，主要应当是针对那些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检察机关为此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即是民事诉讼中所谓的公益之诉或客观之诉。而在已有人就此类案件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于其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可以决定是否行使其参诉权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以便为原告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与帮助。
其次，在行政诉讼领域，检察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体现在当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时，通过其行政公诉权的行使，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从而为中立、消极、被动的审判权搭起其对行政权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桥梁。
就具体行政行为而言，一般的个案均有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且其人数相对较少。作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若其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则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促使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司法的制约与监督。这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民主权利和程序或诉讼权利，而且也是权力制衡原则中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具体体现。但是，有相当部分的个案，却并无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若此类个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损害或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则几乎无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或权利。即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享有原告资格，但鉴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可能很不经济，或者因为受害人人数众多、分布较散，无人愿意牵头或自己付出代价而让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种原因，故而无人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而审判权的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又决定了审判机关不能自己积极主动地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制约与监督。这在技术上就要求有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来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从而促使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显然，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承担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且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现的检察机关之外，别无他人⒀。
就抽象行政行为而言，对其所进行的制约与监督应该是对行政权所进行的制约与监督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从保护人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和实现行政法治的角度而言，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与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其作用有主次之分，标本之别。前者为本为主，后者为标为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只能对个案中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制约与监督，其所保护的只是个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则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因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而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大面积发生，其所保护的则是较大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并无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因而对于那些由行政机关，尤其是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即使享有诉权，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而审判权的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同样决定了审判机关不能自己积极主动地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加以制约与监督。这时，在技术上同样也要求有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来承担起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的角色。而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承担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且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现的检察机关之外，同样是别无他人⒁。
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行政公诉权，主要应当是针对那些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检察机关为此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即是行政诉讼中所谓的公益之诉或客观之诉。而在已有人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启动了司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同样也可以基于其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决定是否行使其参诉权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以便为原告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与帮助。
二OO一年十一月十日，我国签署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并已正式成为了WTO的成员。根据WTO规则的要求，成员国必须建立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其审查对象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并未纳入其中。因此，WTO规则的要求必将促使我国对行政诉讼进行改革，以建立起以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新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新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不仅宣示着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直接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将得以完整的确立，而且同样也宣示着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间接的制约与监督关系将得以真正的形成。因为，新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必将促使检察机关应然拥有的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在将来的实然法上得到真正的确认和落实。而检察机关正是以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为手段，以审判机关的司法审查权为纽带，从而确立并构建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关系。
综上所述，即使检察机关将来在实然法上并未拥有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因刑事公诉权是其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因而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定性为国家的刑事公诉机关最为恰当，这不仅名副其实，而且也合乎法理。若检察机关将来在实然法上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则必将形成一个以刑事公诉为龙头、以民事、行政公诉为辅翼的大公诉格局，此时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定性为国家的公诉机关，不仅更加名副其实，而且也更加合乎法理。
可以说，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重新定性，这非但没有影响检察权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反而更有利于检察权的完整和充分实现。检察机关也只有将充当所谓的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历史包袱抛开，才能够轻装前进，才能够彻底摆脱原先那种所谓的监督者最终反被所谓的被监督者监督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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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⑴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五期；海广云：《监督权与诉讼权》，中国检察出版社《检察理论研究集粹》，2001年版；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⑵本文中的侦查机关，仅指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公安部门、安全部门、以及海关的缉私侦查部门，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不在其内。
⑶参见张智辉等：《检察机关职权研究》，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二OO一年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54页。
⑷查阅我国学者所著述的法理学教材，其对狭义的法律监督所下之定义均无出其右。而最具有权威性的则是我国历年来律师资格考试和2002年开始的司法资格考试所使用的、由国家统一指定的考试教材，其对狭义的法律监督之定义亦是如此。
⑸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包括逮捕权、立案监督权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纠正建议权等。
⑹参见徐显明、齐延平：《论司法腐败的制度性防治》，《法学》1998年第8期。
⑺在我国现阶段，人大机关的权力除外。
⑻当然，对侦查机关而言，侦查权却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⑼本文中，审判权与司法权等同。此处作为司法权最基本权能的审判权，取其狭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