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孟奇勋


[内容提要]：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不仅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未予以明确规定，在学理上也较少引起关注。然而，这类保护由于此类实际问题（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的存在而不可避免。死者的名誉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声誉等因素仍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也显得很重要。在实际中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死者名誉 法律保护 阻却违法事由
　 近几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案件不断传出，比较著名的有海灯法师养子范应莲、王洛宾的儿子、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等。最先提出死者名誉权问题的是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她于1987年起诉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今晚报》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案件受理后，有关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死者是否有名誉权？最高法院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权向法院起诉。”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新的课题，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解答》之五指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1]
一 、对死者名誉保护的学说
死者的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2]一个人生前追求的好的名誉，在死后能长时间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为人们所仰慕效仿，因此，一个人的名誉并没有因生命的消失而死亡，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保护的依据是什么？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名誉权说。这种观点 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字号第52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为保护死者生前利益，可适当参考胎儿利益的规定，视死者为生存，享有准名誉权，其名誉不容损害。[3]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名誉权，而是由法律创设的，不可由死者享有。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4]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死者的名誉也应视以同样的保护。[5]
二、与有关学者的商榷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二种观点都肯定了死者享有民事权利。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也容易导致民法理论的自相矛盾，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当然不享有名誉权。准名誉权认为死者不具有权利能力，却又享有法律创设的准权利，这本身就有牵强之嫌，也是与主体制度相矛盾的，故无国多数学者不同意此两种主张，死者遗族利益说是我国民法界的主流观点，但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实践中看，损害死者的名誉与其近亲属的名誉的受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何况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就更谈不上对近亲属名誉的影响问题。其次，从举证责任上看，“谁主张，谁举证”，死者遗族必须有充足理由证明自身名誉因此而受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也就很难说明被告的侵权行为早成对遗族利益的毁损。而名誉说认为保护的是死者生前利益的延伸，它固然做到了对死者名誉的周全保护，但对死者家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公益的破坏却缺乏有利的保护措施。
笔者个人认为，死者无人格权，故不存在所谓对死者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的保护。基于死者而产生的人格权纠纷，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对待：
第一，侵权行为损害死者亲属的利益。此时，权利主体是死者亲属。在学理上，非财产损害依损害行为是否直接触及加以区分．可分为直接的非财产损害与反射的非财产损害，反射的非财产上损害，倘依法得请求赔偿时，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乃是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与损害，而非替他人主张权利。[6]侵害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间接地侵害到死者的亲属，导致了死者亲属的精神痛苦，从而侵犯了死者亲属的人格权。所以，此时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亲属的人格权，并不是死者本人的人格权。在行使诉讼时，诉权主体也就是死者亲属本人，实体权利主体与诉权主体是统一的，并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1988)民他字第52号复函及(1990)民他字第30号复函中均认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依法保护，但实际上案件中提起诉讼的又是死者的亲属，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予以侵害的行为可能同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应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而提起权利请求和诉讼主张。这时便涉及行使权利的代表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任何个人，任何机关、组织均可行使；执法机关亦可在其认为必要时主动干预。
总起来说，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质言之，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主要是从维护公序良俗及保护现存社会关系参与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两者一方面统一于整体的权利保护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有所区别。比如，为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诉权主体的限制；而死者亲属的权利的行使，则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期限的限制且只能由权利受到侵害者本人行使。
三、对死者名誉侵害的具体行为
在实践中，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
（一）直接方式：即以直接毁损的方式强加与死者尸体，使其物理方面的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类行为主观上多为恶意，不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也造成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主要有以下表现：
1、故意损害尸体。如吉林省深江市某宫姓公民先后两次切割女性尸体的乳房、生殖器，以满足变态的性欲。另外，一些人为泄私愤，将某人的尸体进行当众鞭打，或剥光衣物以示羞辱，都构成对其名誉的侵害。
2、非法利用尸体。某些医院在没有得到死者生前同意或其近亲属同意，利用公安机关委托解剖尸体鉴定之机，进行教学，擅自摘取内脏制作教学标本或是将尸体上的器官高价出售给病患者以谋取私利。
3、盗墓盗尸行为。我国传统认为“入土为安”，因此任何对坟墓进行损坏或盗墓盗尸行为都被视为大忌，对死者的名誉也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死者遗族利益和社会公德。
4、其他的侵害尸体的行为，如非法陈列尸体、殡仪馆错误火化尸体，不准尸体入葬等。
（二）间接方式。即不给尸体以实体的损害，但以抽象的方式造成死者名誉的降低等。主要包括侮辱、诽谤、揭露隐私等行为。
1、侮辱行为。即用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主要有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语言侮辱是用语言对尸体进行辱骂，使尸体蒙受耻辱，名声败坏。行为作出一定的姿态表演有辱尸体名声的，也属此列。文字侮辱是通过书写文字、图形对尸体进行的侮辱，如书写、张贴大字报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只有侮辱造成一定影响后，才能认定为侵害受害人名誉的行为。“一定影响”即指影响受害人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
2、 诽谤行为。即因过错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期特点是捏造虚假事实并予以传播，若所言属实，则只能视为批露事实，可能侵害到他人的隐私。对死者的诽谤多表现在对其生平进行造谣生非，影响其社会公众评价。[7]
3、揭露隐私。即揭露死者生前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情，造成死者社会评价的降低，一般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但新闻工作者依职权对死者生前进行评价的，不在此列。
四、侵害死者名誉的法律责任
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其责任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返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追究责任上应采取特殊诉讼方式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61条规定：“公民死后，其名誉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当然在死者没有近亲属时，人民检察院可作为诉讼主体来维护死者名誉。下面对这几种责任方式分别阐述。
（一）停止侵害。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正在进行的侵害。例如对具有诽谤性的书刊正在发行，有权要求停止发行或予以销毁。应当指出的是，停止侵害还包括防止侵害，即阻止某些即将发表或传播的诽谤性作品，此种请求权的行使对防止损害的发生十分必要。
（二）返还。在某些情况下，对尸体名誉的侵害还涉及到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死者近亲属得行使返还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公民死之后，其所有的尸体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人损害以及非法利用该尸体即为侵权。”[8]即把尸体作为一种特定的“继承之物”，它不同于一般财产返还请求。
（三）赔偿损失。非法使用尸体的，应向死者的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非法移植死者器官的，应按移植器官的一般补偿标准进行赔偿。非法利用尸体进行教学、科研的，也应予以赔偿。如果因侵害死者名誉而给死者的近亲属造成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的，应给予近亲属以精神损害赔偿。[9]
（四）恢复名誉。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再成死者生前名誉的毁损，只有令加害人承担恢复名誉之责，才能彻底根除损害名誉的直接后果，在适用这一形式时，应当注意（1）必须证明加害人的行为让死者名誉受损。（2）恢复名誉的具体措施视侵害行为及造成后果来决定。（3）适用应当及时。
（六）赔礼道歉。可采取口头方式，也可用书面形式，刊登于报刊上或张贴有关场所，主要是对死者的一种慰藉，使其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对死者近亲属的安慰。
五、侵害名誉的阻却违法事由
阻却违法事由是指，某些行为虽侵害了死者的名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将其视为一种合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行为经公民生前同意。即死者生前以遗嘱或其他方式明确作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例如公民生前表示死后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事业，其近亲属不得主张返还、恢复原状等。死者生前的同意作为阻却事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死者生前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可以单方声明，或是签订免责合同等，但必须明确表示，不得适用推定。第二，必须是出于资源，凡因欺诈、胁迫、趁人之危、重大误解等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视为同意。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同意的范围，例如死者生前表示捐献角膜，但行为人却趁机摘除其他器官、组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内容真实。指行为人言词的主要内容真实，符合实际。根据德国法，原告要行使恢复名誉的请求权，被告要免除其责任，就不许证明其言词是真实的。[10]在实践中，有关机关或个人基于扬善惩恶，对死者生前事情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要非恶意散布有损死者的言论，不构成对名誉的侵害。但如果擅自揭露他人隐私或无任何根据而大肆指责他人的道德品行方面的严重问题，则可能发生侵害名誉与侵害隐私的竞合，不能据此作为抗辩事由。
（三）正当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属新闻自由的范畴，它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死者生前的恶行大加批露，以警示后人，只要主要事实符合客观实际，善意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而非故意地贬损死者的名誉，即使个别细节上稍有失真或遣词造句不当，一般不认定为侵害死者名誉。
注释：[1]参见《人民法院案例》（总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版，第97页。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3]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34页。
[4]王利明，杨三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5]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第57页。
[6] 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7]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第9页。
民事诉讼调审分立略论

漳平市人民法院 陈龙仁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近半个多世以来，调解工作在我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调解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展开的成就，被誉为“东方经验”。然而，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司法实践中“调审合一”的调解制度亟待改进。
一、对现行调审合一制度的分析
早在新民主义时期，我国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就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此后，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主旋律，审判实务中绝大部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是通过调解解决的，与注重用判决手段解决争讼、围绕着判决的获得展开程序的审判方式相比，这一审判方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调解作为处理民事诉讼的优先目标和首选方式，尽量采用调解办法解决争讼，调解实在无望，不得已时才动用判决；第二，把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作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审理案件时不局限于眼前的纠纷更注重双方的长远关系和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劝导当事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的理由；第三，把说服动员作为主要工作方法，要求法院处理案件时深入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和协商解决纠纷；第四，调解结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只要分清是非责任，处理结果不必像判决那样受实体约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将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由“着重调解”修改为自愿、合法原则。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调解与判决已无轻重之别，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但是，从新法实施以来的民事、经济审判实务看，调解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在审判实践中，调解有被愈来愈张化的趋势，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调解可以缓解案件急剧增多和法院处理案件的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一直呈巨幅增加之势，而各级法院的人手又相对不足，这就使案件多而办案人员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为了缓解上述矛盾，法院必然会偏重调解这一省时、省力、高效率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调解，可以使大部分案件终结于一审，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二审法院面临的压力。
（二）法官更倾向于采用调解结案的方式，与判决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以完成院里规定的工作量。现在大多数法院都实行工作量制度，法官的办案数量不仅与他的经济利益相挂钩，还直接影响到法官今后能否升迁升职。而为了能多办一些案件，法官必然选择速度快的办案方式，相对判决而言，调解是一种既省力又高效的办案方式。判决要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办，所用时间必然会多。调解在程序让相对灵活，所用时间要少。并且，制作调解书也比写判决书省力得多，同样的案件，调解书只要几百字，而判决书则要数千字乃至上万字。
其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待决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调整，也就是说法律存在着漏洞，而法官在依法作出裁判时又必须在判决中充分说明法律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之下，采用调解处理则既安全又省力。《民事诉讼法》并不要求法院在调解书中说明调解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在此，只要能够说服当事人妥协让步，达成调解协议，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再次，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对于法官而言，采用调解方式要比采用判决方式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判决不仅速度慢、周期长、费时费力，而且很可能引起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不服，这意味着一审法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而调解则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本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所以，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是一种风险很小甚至可以说是无风险的处理案件的方式。
（三）多数当事人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归根结底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同意调解解决的原因有很多，一种是因为关于争讼案件的法律、政策不甚明确，或者是合同订得不完善、不明确，这类案件的前景不甚明了，双方当事人对胜诉都无把握，因而宁愿放弃部分主张，达成一项折衷的调解协议。
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案件是原告在事实和法律都有充分理由，完全能够胜诉的情况下接受调解的。原告在此情况下放弃部分权利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官的再三劝说。在法官的反复劝说下，有的原告感到拒绝调解太不讲情面，更多的则是担心得罪了法官会导致对他不利的判决。二是担心判决得不到执行。执行难是当前审判实务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从理论上说会自动履行，因而原告至少可以期待被告自动履行而不必通过执行。最后是出于缓和或保持原来的考虑。当原告与被告原来就存在更多的经济上的好处，但协作关系会因此而破裂，所以，原告一般愿意接受调解，放弃部分权利以有利于将来和睦相处和保持合作关系。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对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保持稳定性所起作用的大小显然是不同的。由于司法者的态度往往决定着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命运。故此，我们认为法官的调解偏好是这一审判方式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未曾改变，法官一般都会优先选择调解。
二、调审合一制度的不足之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事诉讼调审合一的审判制度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并与我国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不太适应，现行的调审合一的审判制度亟待改革。
“调审合一”制度软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造成了审判行为的非规范化。
在当代社会，司法权无疑是最重要的权力之一。然而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故此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而约束法官的方法除了职业道德教育，对违纪行为的惩罚等，最有效的莫过于诉讼的程序的约束。细致、严密的程序规范限制了法官对权力的滥用，为案件的公正审理提供了保障。在“调审合一”的制度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非程序化的处理案件的方式，调解反而难以发挥其功效。在法官素质、社会风气、监督机制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程序约束软化必然产生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造成法官行为失范和案件处理的无序。此外，“调审合一”制度可能导致了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审判权的滥用。民事诉讼法为法院调解设置了合法原则。而所谓合法原则一是指法院调解的程序必须合法；其二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实体法的规定。面对“调审合一”制度，法院在调解中可以只是了解案件事实的概况，而不必把事实查得十分清楚，甚至只要当事人同意，还可以缩小案件事实的范围。因此，调解协议在实体合法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软化乃至取消了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的制约，为少数法官利用审判权谋私利打开方便之门，并加剧了隐性违法行为的发生。所谓的隐性违法是指从表面上看，当事人作出自愿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因而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法官在调解中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其判决权和影响力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于是，便在合法的表象下达成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调解协议。
“调审合一”制度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
为了保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诉讼程序合法，《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赋予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和某些裁定提出上诉的权利。实际上，上一级法院的监督作用不一定要通过第二审程序的实际发生来发挥作用，仅仅是上诉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促使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做到严格执法。但在“调审合一”的制度下，法官在调解时难免思想会有所放松，尽管争议中的一些重要案件事实还不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也尚未明确，有些法官也照样敢无原则地“和稀泥”；尽管有的调解协议明显地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法官为尽快审结案件，也照样会反反复复地劝说当事人接受。市场经济提高了法院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显然，“调审合一”制度是无法适应这一要求的。
三、建立“调审分立”制度之分析
从以上两项分析可以看出，“调审合一”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对现行的“调审合一”制度进行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调审分立”制度。将调解与开庭审判实行人员、职能、程序诸方面的分立。即第一，在审判业务庭内部设立调解组及裁判合议庭，或在审判长主导负责下调解与裁判法官人员上明确分工，确保主持调解的法官不参与审判，参与审判的法官不介入调解。第二，对调解组织或法官确定以下职责：相关程序性的送达、通知、谈话、征求意见；调集交换证据和组织听证；了解争议焦点及当事人的思想动态及时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诉讼保全、公告、鉴定等事项；召集和主持调解；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做好开庭前期的全部工作后移送开庭审判，也即必须全部完成开庭前法官助理的所有工作。裁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法官接到案件后立即安排开庭，除少数矛盾可能激化的案件外开庭前不与当事人、代理人接触，不受外界干扰，确保居中裁判。第三，调与审在诉讼程序及时间阶段上的彻底分立。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合议庭或独任审判法官只开庭裁判，不再组织调解。如遇开庭审理前或审理中当事人请求调解的，应当允许，但法官亦应采取当事人主义原则，让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审判人员不加干预，不发表个人或合议庭意见，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
建立调审分立制度有着十分积极意义，一是可在不违背现行法律对调解及审判的有关规定的合法状态下实施。并符合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二是能形成强调解、精审判确保公正与效率得以实现的民事审判新格局。强调解，即法院可以投入较多的力量，加强民事调解工作，强化调解功能作用的发挥，将大部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利于社会稳定。精审判，即选择政治强、业务精的法官专职坐堂审判，使案件得到及时公正的裁判。三是有利于监督和规范调解行为，促进司法民主与文明。由于调审分立打破了“调不了我就判”的旧机制，主持调解者受到当事人及裁判程序的监督制约，调解活动更为规范，调解主持者的言行更审慎，更能在探索调解艺术、提高调解水平与能力上下功夫，法官的文明形象也得以提升。四是有利于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法官核定员额、配备法官助理打下了工作基础。调与审的分立，实质上也是对法官、法官助理工作职能上的分工。这也能为民诉法等法律的修改完善作有益的探索。
四、几点建议
实行调审分立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但同时也要看到，实施这项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产生延误审限及重复劳动造成诉讼资源浪费的弊端。为此，必须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并将其落到实处。
（一）是要落实以审判长为核心的审判组织责任制，在审判组织内部进行人员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合议庭内部，由审判长对调与审的人员进行合理分工，调节平衡两者之间的工作量，防止劳逸不均及相互推诿扯皮。书记员兼顾调与审的辅助工作，可减少流转手续和便于程序之间衔接。
（二）是建立调与审之间责任明确、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对调解不成而移送开庭审判的案件，案件调解承办人必须全面完成庭审前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对案件的事实、性质及适用法律和有关注意事项提出个人意见供裁判法官参考，为开庭审判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裁判程序对调解程序进行监督，审判长对调与审的工作质量、工作进度全面监督。
（三）是必须严格限制调解周期。对当事人放弃答辩及举证期限要求的、需要答辩或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及需要公告、鉴定的，分别确定调解阶段的最长期限，以保证留有足够开庭审判的时间。同时，立案庭应予以密切配合，在立案时即可征询原告有无调解及愿否即时调解等意向并记录在案，为案件及时调解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