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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行犯的特征及处断原则

郭山珉


　　刑法学界关于罪数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无论是继续犯、竟合犯还是惯犯、连续犯、牵连犯，研究都非常深入，但徐行犯作为罪数的一种形态，相关的研究文章却少见于报刊，不可谓憾事。近年来徐行犯研究受到法学界学者、专家的重视，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从法理上被采纳运用，引起执法者和法学爱好者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探讨，笔者在此欲对徐行犯的有关问题作简单论述，以抛砖引玉，求教大家。　

　　一、徐行犯的特征　

　　徐行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每个违法行为单独都不构成犯罪，但数个违法行为总和在一起就构成犯罪的犯罪形态。作为犯罪形态的一种，徐行犯对决定行为罪与非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定义可以看出，徐行犯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主观上行为人必须是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所谓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没有明确具体的犯罪计划，但是行为人的行为都出于同一个犯罪意向，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相同的。如行为人多次贪污，每次2000至3000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相同的，其主观心理状态就是概括的贪污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判断徐行犯主观恶性的基础，没有概括的犯罪故意，就不能将行为人的行为总和起来进行刑法上的评价，也就无所谓罪与非罪的问题。过失的违法行为不能构成徐行犯。　
　　这里需要提到另一个概念——接续犯，即行为人基于同一的犯罪故意，将一个完整的犯罪化整为零，以数个行为来完成，每个行为不是独立的犯罪行为，数个行为总和在一起形成的犯罪行为。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数个行为都是在一个确定的犯罪计划之内，出于明确的一个犯罪故意。由此可见，概括的犯罪故意是徐行犯与接续犯的根本区别。　
　　二是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数个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符合徐行犯构成条件的行为必须是有法律评价的行为，它具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违法性，也就是说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而在法律上是否定的评价。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狭义上的法律，仅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第二，同质性，徐行犯的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是相同，在法律上的评价是相同的，如果行为超出必要的度，构成犯罪，则所触犯的是同一罪名。如果行为人数个违法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则不构成徐行犯。　　第三，时间性，法律对行为人多长时间内实施的数个违法行为才构成徐行犯，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徐行犯的构成条件没有时间限制。这里的时间性，是指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人多次、反复地实施同一种违法行为，具有相对集中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①就如何认定盗窃罪中多次盗窃行为？有了涉及徐行犯的指导性解释，即行为人基于一个概括的盗窃故意，在一年内连续实施三次以上的盗窃行为，累计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可以视为徐行犯，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里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如果行为人仅是偶尔实施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徐行犯；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受到刑事追诉，那么追诉前的违法行为也不能认定为徐行犯。 　
　　三是行为人实施的每个行为单独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徐行犯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一般都十分明了自己行为的性质，在行为的度上刻意规避刑法的有关规定，以期逃避制裁。因此，徐行犯的单个违法行为，在法律上虽然都是否定的评价，但是在客观要件上都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要求，均不能独立构成犯罪。这使其得以与连续犯区别开来。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在连续犯中，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既不是普通的自然举动，也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都能独立构成犯罪的行为，这是成立连续犯的前提条件。数个行为能否独立构成犯罪，是徐行犯与连续犯的根本区别。　
　　四是行为人数个违法行为总和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犯罪。对徐行犯数个行为予以总和后得出的刑法上的否定评价是刑法学对徐行犯研究的切入点。所谓“总和”是指对行为人数个违法行为的构成按照一定的原则予以综合评价和累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上，必须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进行综合评价，探求其真正的心理状态，总结出行为人概括的犯罪故意。缺乏对主观心理的综合评价，仅依据客观要件就断定行为人数行为为徐行犯，是客观归罪，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立法精神。在客观上，必须对行为的客观要件按照一定的原则予以综合，既包括行为次数的累计，也包括行为数额的累计。数个行为在次数上或者是数额达到了刑法的规定的标准，行为人就构成了徐行犯，这是徐行犯最主要的构成条件和最本质的特征。　

二、徐行犯的处断原则　

　　对徐行犯的认定，必须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只有刑法有明确规定，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这些规定　的，才可以认定为徐行犯，否则就会扩大打击的范围，违背了现代刑法的基本精神。　
　　我国刑法典对徐行犯的处断，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对违法行为的次数简单累加，达到法定的次数的，行为人就构成犯罪。虽然这类行为在本质上是法律所排斥的，由于刑法处罚的是严重侵害社会关系的行为，因而对偶尔实施这类行为的，刑法不予调整。但行为人多次实施这类行为，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所以刑法将此认定为犯罪。典型的有盗窃罪和偷税罪。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此可见，盗窃罪有两个构成标准，一是数额较大，另一个是次数较多。一般的盗窃少量公私财物的行为，属于违反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如果行为人盗窃次数较多，则构成盗窃的徐行犯。　
　　偷税罪也有类似的规定。原则上，构成偷税罪的数额起点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000元以上，未达到上述起点的，属于一般偷税行为，应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但刑法第201条规定，如果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　
　　二是对违法行为的数额简单累加，达到法定的起刑点，行为人就构成犯罪。这类行为主要是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典型的有贪污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如果行为人贪污的数额不满5000元的，一般不构成犯罪。刑法第383条规定，对多此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刑法对贪污多次能否构成犯罪没有规定。通常的理解是，如果行为人多次贪污，每次贪污的数额累计，总额不到起刑点的，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累计总额达到起刑点的，则构成犯罪，按照刑法规定的相应档次量刑处罚。　
　　对走私武器、弹药、文物等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为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走私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对走私普通货物行为，刑法规定为结果犯，只有偷逃应缴税额在50000元以上的，才构成犯罪。对偷逃应缴税额在50000元以下的走私普通货物行为，应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但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刑法第153条规定，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多次走私，偷逃应缴税额累计超过50000元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并按照刑法规定的相应档次量刑处罚。　
　　三是作为严重情节，决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情节，指行为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工具、数额、次数和动机等等。刑法中的情节有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刑法规定，一些行为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形下才构成犯罪，这种严重情节就是定罪情节。我国刑法把行为次数作为严重情节并规定行为为犯罪的罪名很多，如侵犯著作权罪、虚假广告罪。　
　　侵犯著作权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又侵犯著作权的，属于特别严重情节，即使行为人侵犯著作权的违法所得没有达到起刑点，但具有了上述的严重情节，依然构成犯罪。　
　　刑法对虚假广告罪没有违法所得的相关规定，发布虚假广告，作虚假宣传的，只有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这里的情节严重，指多次发布虚假广告或者发布的虚假广告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失，导致人身伤亡的情形。多次发布虚假广告而构成犯罪的，就是虚假广告的徐行犯。　
　　综上，徐行犯是属于实质上的一罪，对徐行犯的处断，必须按照的刑法明文规定的相应的量刑幅度予以论处，不能将徐行犯作为从重的情节予以处罚。　

①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解释性文件，在实践办案中对基层院、中级法院遇到的疑难问题所作的解答。





　　　　　　　　　　　　　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与认识

　　　　　　　　◇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 浩



探究先行调解性质的必要性

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中，立法机关对法院调解制度做了多处修订，其中引人瞩目的一处是增设了先行调解的规定。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先行调解的创设在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增添了一种新类型的调解，体现了立法与司法中“调解优先”的理念，也贯彻了把调解贯穿于诉讼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先行调解后，第一审程序中的调解就已经覆盖了程序的各个阶段：在“起诉与受理”阶段中，有立案前的先行调解；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有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包括立案调解和其他审前调解在内的开庭前的调解；在“开庭审理”阶段，有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然而，立法新增的先行调解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调解？它是立案前的调解，即通常所说的诉前调解还是受理后的调解，即进入诉讼后的调解或者说诉讼中的调解？不同答案将影响甚至决定对以下问题的处置：１.诉讼费的交纳。如果是诉前调解，原告无需缴纳案件的受理费；如果是诉讼中的调解，则需预交案件受理费，调解成功则减半交费。２.调解的主体。如果是诉前调解，法院可主要采用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组织进行调解；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虽不排除某些情况下委托调解，但多数情况下要由法院自己进行调解。３.对调解协议效力的处理。如果是诉前调解，就需要适用此次修法新设立的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进行司法确认；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法院就可以直接把调解协议制作成调解书。４.调解失败时程序的发展问题。如果是诉前调解，需要考虑采用适当的方式将纠纷的处理与诉讼相衔接，而假如是受理后的调解，这一问题根本就不会发生。５.调解中特殊情况的处理问题：被告一方面同意参与调解，另一方面又向另一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本案的争议提起了诉讼，如果是诉前调解，由于此时并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障碍，另一法院完全有权受理被告提起的诉讼，而一旦另一法院受理了该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先行调解的法院就要把案件移送到另一法院审理；如果是受理后的调解，诉讼系属所产生的效力将阻止另一法院再受理此案件。

对先行调解的性质，法律规定本身或法律的起草者就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说明，都没有明确、清晰的答案，上述问题也有待厘清。

先行调解是立案前的调解

单就先行调解四个字而言，根据参照物的不同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做三种解读：第一种是先于诉讼的调解，即在原告起诉后法院于立案前进行的调解；第二种是先于庭审的调解，即立案后庭审前进行的调解，包括立案后由立案庭的法官实施的调解和案件由立案庭交付审判庭后由审判庭的法官在开庭前的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进行的调解；第三种是先于判决的调解，即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作出判决前的调解。

在上述三种先行调解中，笔者倾向认为它是受理前或者说立案前的调解，原因有三：第一，先行调解规定在新民事诉讼法的第122条中，第122条是在“起诉与受理”一节中，该节总共6个条文，前3条是关于起诉条件和起诉状的规定（第119条—121条），后3条是关于法院如何处理起诉的规定（第122条—124条），第122条的位置是在第123条（关于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受理依法提起诉讼）、第124条（关于不予受理情形及其处置的规定）之前，因此从逻辑上看，应当解释为受理前的调解。如果先行调解是指立案后由法院进行的调解，规制先行调解的条文理应置于第123条关于受理的规定之后。第二，新法在“审理前的准备”这一节中，新增了第133条关于案件分流的规定，第133条是这一节的最后一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分流的第二种情形便是开庭前的调解，即立案后开庭审理前的调解。第三，这也有助于疏减诉讼。如果能够通过立案前的先行调解，把一部分纠纷分流到诉讼之外，才能减轻案件持续增加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上解释要想成立，还需要辨析先行调解与“立案调解”的关系，表明先行调解是与“立案调解”不同的制度。“立案调解”是我国法院在对立案庭的功能进行拓展时创立的一种调解方式，是指立案庭在受理原告的诉讼后，对一部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的适合调解的案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再征求被告意见，若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就由立案庭的法官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后，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案件移交给审判庭之前由法院进行的调解。“立案调解”是立、审分离后出现的新事物，是立案庭进行的改革。根据1997年5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阶段不存在调解的空间。后来，一些法院在工作中创设了“立案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对“立案调解”这一新生事物也持支持和鼓励的立场，在2004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规定了“立案调解”。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与调解有关的司法文件也清楚地表明，“立案调解”是立案后法院在立案阶段进行的调解，而非立案前就进行的调解。

进一步说，如果把先行调解理解为立案后的调解，立法机关就完全没有必要特地增设这一规定，因为立案之后，诉讼便系属于法院，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已经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原则，要求法院对所受理的民事案件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才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提出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这些已经足以使法院能够在受理案件后，对适合调解的纠纷在案件一进门就尝试调解，而不必再规定先行调解。

先行调解是自愿调解

仅仅强调先行调解是诉前调解还不足以全面解释这一新制度的性质，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还需要从自愿调解的视角进一步说明。对诉前调解制度的设计，既可以把它设计为强制性的诉前调解，也可以设计为自愿性的诉前调解。如日本《民事调停法》规定的诉前调解是非强制性调解，而规定在《家事审判法》中的调停则为强制性调解，调解系起诉的前置程序。台湾地区的民事调解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一审程序中，调解程序是与通常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并列的程序，其调解程序分为强制适用与任意适用两种情况。

此次修法中对先行调解的规定，似经历了从强制适用到自愿适用的转变。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第一次审议稿就对先行调解作出了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第25条）。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先行调解可以强制适用，但由于法律本身并未规定哪些纠纷属于适合调解的纠纷，而这一辨识和判断权必然会交给法院和法官，于是便引起了对法官误用、滥用判断权强制当事人调解的担心。在全国律师协会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修改建议中，要求删除这一可能导致强制调解并致使立案更加困难的规定。或许是考虑到律师界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2012年四月份提交审议的《草案》的第二次审议稿在先行调解的规定中增加了“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一但书性质的规定保留在最终通过的文本中。

因此，诉前的先行调解，依然是受到自愿原则支配的调解：尽管对什么样的纠纷适合调解的判断权在法院，但法院在决定适用调解要以当事人不反对、不拒绝为前提。对于当事人来说，虽然调解的适用不取决于他们的主动申请，也不需要取得他们的书面同意，但他们若不希望、不同意调解则有权向法院以提出异议，异议可以口头方式提出，也可以表现为虽然未及时提出异议，但在法院确定的调解日当事人一方不到场参与调解。

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先行调解的努力就告失败，法院在此情况下就应当根据第123条的规定，对符合起诉条件的纠纷，在7日内立案，以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起诉权。对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的认识，必须和第123条关于法院应依法受理诉讼的规定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